之前的文章提到，香港在實施國安法，以及完善選制之後，應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，增加市民特別是草根的獲得感，以此緩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，但現實卻似乎是反對派樹倒猢孫散後，建制派開始在沒政敵的情況下迅速右傾，立場逐漸向工商界傾斜。另一方面，部分被政府吸納入行政會議的建制派成員，亦開始在輿論上「發功」，當中的部分意見，很明顯是跟現屆政府並不一致。
過去提及的粉嶺高爾夫球場收地問題，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，以及行會成員湯家驊，便曾提出反對意見。當媒體發現二人均是高球會會員時，葉劉淑儀則宣稱所有擁有會籍的行議成員，都不會參與相關決定，因此不存在所謂的「利益衝突」。此外，在長者乘車優惠的問題上，作為行會召集人的葉劉淑儀又再「發功」，指近年政府交通費補貼開支大增，加上巴士公司申請加價，兩元乘車優惠開支很快達到100億元，質疑「是否一直補貼下去」。
部分行會成員在上述兩個問題的觀點，究竟是對是錯，過去已經撰文討論，在此不贅。本文今次要探討的問題，是政府的部分決策，將有可能影響某名公職人員的切身利益時，是否涉事人員只要不參與相關決定，便能隨便發表贊成或反對的公開言論，而不構成利益衝突。須知道，接受媒體訪問這一行為本身，可造成輿論壓力，從而有可能影響決策。
另一方面，公職人員特別是高級公職人員在建制內的職位，是吸引媒體找其訪問的最大誘因。說得直白一點，上述行會人員若沒公職在身，媒體根本不會願意花篇幅報導，所以高級公職人員在媒體具有話語權，本來便是由其擔任的公職所賦予。既然如此，當一個公職人員為了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向政府施加輿論壓力，難道不屬於濫用其公職所賦予的媒體話語權乎？
撇除涉嫌利益衝突的問題不論，行政會議成員不時發表公開言論此一行為，本身亦有不少問題。有人或者會說，行政會議成員跟所有市民一樣，都有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，但是如前文所述，兩者有着不一樣的媒體話語權，而前者的話語權是由其公職職位所賦予，這也是媒體報導時會強調對方職銜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如此便會衍生一個重要問題：這些人的言論，究竟是代表現屆政府管治班子，是代表整個行會，還是只代表其個人意見？
可以說，當高級公職人員的話語權是其職位所賦予，其公職本身又跟行政決策機構相關，對方所發表的公開意見，便有很大機會被公眾視為政府或其所屬機關的立場。在此情況下，當這些人的意見，是現屆政府之前尚未提出，又或者是立場跟政府現行政策相左的話，便有可能引來外界揣測，將其視為所謂的「放風」之言。問題是這些言論若非真正的「放風」，而只不過是這些人的個人政見，便有可能引來不必要的揣測和誤會。
當然，行政會議成員乃至召召集人可以自由公開發言，並非始自今屆，大家若有留意香港政情，便會發現早在回歸之初的首兩屆政府，已有此一現象，但在回歸前的港英政府，則未曾見有行政局 (行政會議的前身)成員這樣做，更不要說「唱反調」，讓人有理由相信，港英政府除了「保密制」和「集體負責制」外，對於行政局成員的公開發言，有着明確的準則和限制。
由此可見，港英政府似乎明白，行政局作為協助港督決策的機構，其角色甚至如同外國政體的「內閣」，其成員的發言，自然極易被公眾視為政府立場，又或者被視為「放風」或「測試水溫」，所以要加以規範，特區政府亦應加以仿效，規定行會成員就職時簽署協定，承諾自己未取得特首授權或許可之前，不得接受媒體訪問，或者於媒體和社交平台上發表署名文章，一來可避免成員利用其公職所授予的媒體話語權謀私，二來可避免引來公眾不必要的猜測和誤會。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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